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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第1页）

我们想象中的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然而，与此想象截然不同的是，皇帝是整个帝国机器上最重要也是运转最为规律的零件。他的日常生活套在由一整套任务、惯例、礼仪组成的重轭之下，如同一只刻板的时钟，每月、每天，甚至每个时辰需要做什么，都有严格的日程规定。皇帝的主要社会责任之一，就是出席并主持一个又一个复杂庄重的典礼，祭天、祭地、祈谷、祭太庙、祭社稷、谒陵、册封、封赏……这些典礼历代相沿，日期、形式、程序都有严格规定，不得有任何变化。比如：每年正月诣奉先殿、祭祖，到后宫向两宫皇太后祝贺，在御皇极殿受百官朝贺，在乾清宫开笔，写“正大光明”；正月间祭太庙、祈谷、宴外藩、宴近支宗族、宴廷臣；二月则有祭社稷、行耕田礼、开经筵……所有这些，我们在今天看来假模假式、矫揉造作、形式浩大、劳民伤财的典礼，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都是意义绝对重大的事情，关系到天理人心，关系到天下治乱。所以，在这些规模巨大、为时长久的活动中，皇帝自始至终都应该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在祭坛上一站就是几个时辰。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不轻的体力活儿，要求有不平常的耐心。从这一点看，做皇帝实在不是那么容易。

皇帝就是大明社会这座金字塔的宝顶，是礼仪和秩序的象征，围绕皇帝所制定的种种烦琐而严格的礼仪制度都体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精神。就以穿衣服为例，宫内建立了一种专门档案，叫“穿戴档”，详细记录皇帝每天服饰的穿戴情况。每季、每月、每天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严格的日程规定，丝毫不得紊乱。甚至一天之内，皇帝也必须换三次以上衣服：上朝要穿朝服，下朝要换常服，就寝前要穿寝服。

皇帝吃饭也不能随心所欲。吃饭的时间、地点都有祖制明确规定，后世皇帝不得擅自更改。御膳的食谱每天由内务府大臣划定，每月集成一册。每次传膳，都要按皇帝仪制，上菜近百种，虽然大部分菜皇帝根本不动，但是也必须摆上。为了防止近侍掌握皇帝饮食规律不利安全，祖宗规定，每种菜最多只能吃三口……

皇帝甚至连睡觉也没有自由。皇帝到哪个宫中就寝，都会由尚寝局事先安排。就寝顺序，也有严格规定，比如妃子必须从皇帝的脚下爬进被里，接受皇帝的“宠幸”。“幸”到规定时间，比如说三十分钟，门外值守的太监就会高声喊道：“请万岁爷节劳。”这也是祖制所定，为的是防止皇帝纵欲过度，伤了身子，耽误第二天日理万机。

在一定意义上说，皇帝简直就是世上最可怜的囚徒，他的刑期是无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皇帝这个位置，它的最佳人选应该具有超人的耐性和自制力，最好性格内向、反应迟钝，或者年纪已长、血气已定。

很不幸，除了血统以外，不论从哪方面看，朱厚照都不是皇帝的恰当人选。

四

朱厚照天资聪颖，这有多种材料可以证明。

但是，上天赋予了他“多血质”的人格特征——他活泼好动、反应敏捷，但是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兴趣和情绪多变。这样的人最难忍受按部就班的刻板生活。对于皇帝这项工作来说，这种性格的人无疑是最不适合的。

而后天教育又强化了他的性格缺陷。

凤子龙孙接受的当然是最好的教养，这是多数人头脑中的另一个谬见。事实几乎恰恰与之相反，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衡量，大明王朝的皇子们所处的是帝国内最恶劣的教养环境。

皇子当然都是被溺爱的，而大明开国以来最尊贵的皇子朱厚照受到的溺爱比别人又深了一层。半岁的太子受到了天下最为精心的照顾。他是在一种绝对顺从、纵容的氛围中长大的。他拥有上百名的保姆、太监、差役为他服务。他们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尽量顺从他的任何要求，不管这一要求是合理的还是乖戾的。他一啼哭，他们都会如临大难；他破涕一笑，他们才如释重负。

对于明朝人来说，皇族的优越即在于不受限制地享乐的权力。皇子越被照顾，得到越多的物质享受，就越为幸福。他们根本不懂儿童期受到一定的约束和训练对一个人自我控制能力形成的重要性。由于永远处于关心和溺爱的中心，由于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毫不延迟的满足，这个孩子的人格基部不可避免地埋植下了种种重大缺陷：他极端任性，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他想到一种玩具，整个东宫都要连夜出动，去给他寻找。他耐挫能力极低，不能接受任何挫折。他的十多个乳母轮流休息，二十四小时值班，以备他什么时候想吃奶就吃。他自私，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不知为他人着想。刚刚学会射箭，他就发明了一种游戏——用小箭专射太监的屁股。看着他们痛得龇牙咧嘴，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似乎太监的屁股与他的屁股不同，天生就是用来被射着玩的。

与过于宽松随意的家庭教育比起来，突如其来的学校教育又过于严格、刻板。太子的教育关乎国家根本，因而受到了大明帝国空前的重视和关注。传统的启蒙教育是反人性的，而传统的帝王教育则更是令人窒息，它由两个沉重的部分组成：第一，它由一系列刻板的规矩连缀而成。《明史·志第三十一》记载，为了昭示太子读书的重要性，大明王朝为太子上学制定了一套烦琐严格的礼仪：每天上午九时，太子的侍卫接班站好后，太子出阁，讲官们行四拜礼后，鸿胪寺官请太子升文华殿，由执事官引导升座。待太子坐好，鸿胪寺官宣布进讲开始，一名讲官从东班出，另一名讲官从西班出，到讲案前并立叩头。展书官上前给他打开书本，东班讲官到讲案前报告今天讲四书中的某一部，西班讲官报告讲经史中的某一部……还没有正式开讲，这些烦琐的仪式就需要太子规规矩矩地在座位上枯坐半个小时。

第二，它由一系列沉重的功课组成。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记载，因为太子身份的特殊，所以给他准备的功课也远比一般儿童要重。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历代皇帝圣训、历代通鉴纂要、天下地理形势等内容。这些内容，一个成年人也不见得能感兴趣，更何况一个七岁的孩子。

我们可以想象原本无拘无束的太子突然被套进这样沉重的“笼头”的感觉。要把那些佶屈聱牙、完全不解其意的汉字一个个强行塞进大脑，对太子来说，无异于一种精神酷刑。从开学第一天到最终停止学业，他几乎没有一天对学习产生过真正的兴趣。在老师的苦口婆心、威逼利诱、软磨硬泡下，他有时候会勉勉强强学上一会儿，不过更多的时候却是拖延、哭闹、逃课和以打瞌睡为主要形式的消极反抗。七年的学习生活就是与书本的七年斗争史。面对这样的特殊学生，那些博学多才的老师还真是“老虎吃刺猬”——无法下口。他们既无法用打手板之类的手段来对付这位尊贵的学生，也想不到用更为生动有趣的教育方式来启发太子的学习兴趣。他们一切努力的结果只是使朱厚照离书本越来越远。七年的教育下来，他连一本《论语》都还没有读完，至于什么《大学衍义》、《历代通鉴纂要》就更不用提了。按照传统社会的教育标准，太子的教育也就刚刚达到小学毕业水平。

当然，整整七年间，太子所做的事不仅仅是背下了半部《论语》。上课时间越是难熬，放学后的游戏就越是快乐。在课堂上，他是一只病恹恹的猫；回到自己的寝宫，他立刻变成了活蹦乱跳的小老虎。一分一秒地熬到下课，他立马投入游戏当中，踢球驯豹、熬鹰走马，花样翻新。他的游戏排场越来越大，带领太监玩战斗游戏，动不动就组织起上千人的队伍，喊杀震天、鼙鼓动地，几乎把一座东宫翻个底朝天。父亲后期荒怠政务，整日饮酒听戏，顾不上朱厚照的教育，太子的游戏也就越来越没有节制，经常是夜以继日、秉烛夜玩，一闹就闹个通宵，第二天到课堂上去打瞌睡。

传统教育之所以采用蛮不讲理的“填鸭式”，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磨去孩子身上的活力和“火气”，使他们变得少年老成、循规蹈矩。可是，在朱厚照身上，这种意图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他的顽皮好动、强横任性不但没有一丝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太子登基，将会给帝国政治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五

大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弘治皇帝在三十六岁的盛年突然去世，十四岁的朱厚照成了新皇帝。端坐在奉天殿那尊巨大的宝座上，这个顽皮的孩子有点手足无措。昨天他还因为和太监们玩顶牛游戏输了哭鼻子，今天他却成了整个帝国的新当家，帝国的所有重大事情都要听候他的裁决才能施行。

朱厚照的第一个感觉是当皇帝“不好玩”。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每天早上六点，他就得被太监叫起来，准备早朝。整整一个上午，他都被铺天盖地的奏章和千头万绪的政务所包围，听那些头发花白的老头子絮絮叨叨地讲那些他根本听不懂的繁杂政事。早朝之后，便是“日讲”，也就是两个小时的学习。午膳之后，更要习字，练习批阅奏折。直到晚饭后，他才能有一点儿自己的时间，到后海泛泛舟，到工匠处看看木匠做活儿。可是一到戌正，也就是晚上八点钟，他就得回宫睡觉了。更要命的是，不论他到哪里、做什么，身边都跟着文书房的太监，记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是为“起居注”，将来要编成实录，传给后世臣民，供他们借鉴“学习”。

刚刚上任，朱厚照摸不着水深水浅，咬着牙坚持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过去，他终于熬不住了。他起床越来越晚，上朝时间越来越短，“日讲”也越来越敷衍。据正德大臣蓝东兴《明武宗评述》记载，在登基一个月后，经常日上三竿，皇帝还不起床。那些站在宫门前等候皇帝的仪仗队成员实在坚持不住，横七竖八地“坐卧任地”，三三两两地坐在那儿闲聊。那些太阳还没出来就进宫的大臣更是腰酸膝软，他们大多年事已高，“弃杖满地”，不断捋着胡子长吁短叹。威仪严整的朝堂一片狼藉，如同候车大厅。好不容易等到皇帝出来了，敷衍一个时辰，就早早宣布退朝。退朝不久，人们就会发现皇帝带领一队太监驰出宫门，或者去南苑打猎，或者去西海泛舟。

六

整个帝国都陷入了忧心忡忡之中。那些受先帝顾命的朝廷重臣更是心急如焚，片刻难安。在他们看来，大明王朝的前途已经岌岌可危。

在专制社会，皇帝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实在是过于巨大了。在中国式政治结构之内，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之手，天下所有重要事情都要由皇帝一人来决定，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整个国家的兴亡端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的任何一个细微的举动都会对天下产生重大影响。黑格尔认为，中国式专制的缺点在于，只有皇帝一个人对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负责，其他人都缺乏责任心。皇帝必须担任这个庞大帝国的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如此说：“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

皇帝也应该是全国人民伦理道德的表率。“神圣者王，仁智者君。”在传统社会，人们真诚地认为有幸登上皇位者都是由上天的神秘力量选中的“真命天子”，应该具有凡夫俗子所不具备的大德大智。在十分重视礼法之治的传统社会，皇帝对全国人民的道德榜样作用甚至重于他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人们相信，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世道人心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他克己守礼，则天下百官万民都会翕然响应，父慈子孝，奉公守法，天下大治，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也；如果他胡作非为，名分混乱，则人心失散，王纲解纽，大乱将至。

按照儒学标准，一个好皇帝应该“端居深拱，垂裳而治”，像个木头牌位似的坐在大殿之内，神情庄严地阅读经史、披阅奏章，把全部精力贡献给政治事业。他不但不能纵欲妄行，甚至也不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不但嬉戏游观这样的低级爱好应该戒除，甚至连书法、绘画这样的高雅艺术都应该严格限制。

明朝万历二年（1574年）闰十二月十七，十二岁的小皇帝朱翊钧下了学之后，因为老师夸奖了他的字写得好，就高兴地挥笔写了一副条幅，赐给当朝宰相张居正，希望能得到老丞相的夸奖。孰料第二天张居正专门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批评皇帝不应该花太多的精力在书法上。张居正说，对于一个皇帝来说，长于文艺，往往不是什么好事。因为陈后主、宋徽宗都是诗画大家，然而又是著名的亡国之君。皇帝“应把全部时间都用于研究治国之道上，学习那些圣帝明王。至于写字一事，不过借此消闲放松一下，即使写得好过王羲之，对一个帝王来说也没有意义”。此后，小皇帝再也不敢向大臣炫耀他的书法了。

因此，新君上任不到半年，就耽于游戏，懒于上朝，在大臣看来，是极其危险的行为。“欲不可纵”、“渐不可长”，据《明武宗实录》记载，三位顾命大臣经过商量，联名起草了一道分量很重的奏折。这道奏折说，皇帝登基几个月来，犯了如下几条错误：一是上朝太晚，为政不勤；二是到内府的工匠处观看工匠做活儿，有失身份；三是到海子上去泛舟，不计安危；四是经常外出行猎；五是内侍所进的食物，不经检验，就随意食用。其实，对于一个少年来说，以上这些行为十分正常。要让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突然对政治感兴趣无疑是不现实的，而到工匠处观看工匠干活儿不过表现了他正常的好奇心而已，打猎和泛舟偶一为之，对于精力充沛的他来说也不算过分。至于让身边太监买来一些宫内吃不到的新鲜小吃，似乎也不应在国家正式公文中忧心忡忡地提及。可是，和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在明朝的文臣看来，对于一个皇帝，这些都是不可姑息的罪过。他们语重心长地说：皇帝是万乘之尊，他的安全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所以不应该从事任何不安全的游戏，更不能随便吃外面的东西，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全国人民何！

几位大臣详细剖析了产生这些行为的原因以及将给帝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说，皇帝耽于游戏，不爱理政，都是因为“人欲”蒙蔽了“天理”的缘故。他们充分发挥“从一个鸡蛋到万贯家财”的“中国式逻辑”，宣称如果这样下去，国家纲纪将受到破坏，邪恶战胜正义，后果不堪设想：“若为君之人，人欲战胜天理，天长日久，将三纲尽沦，国法尽坏，朝廷中的君子将受制于小人，中国的疆土将尽入于夷狄，国破家亡，就在目前。”

这是小皇帝继位后受到的第一次劝谏，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父亲临终前，曾经拉着他的手让他给这些顾命大臣行揖礼，告诉他，以后要听他们的话。对于这些冷若冰霜、不苟言笑的白胡子老头儿，他心里还是有几分惧怕的——刚刚当上皇帝，他摸不清他们的底细，也不知道和他们闹翻会是什么后果。接到这份奏折，他又打起精神，老老实实地在宫内憋了几天，认认真真地上了几天朝。

可是他的耐性实在是有限。不过半个月之后，他又故态复萌了。而且这次，他变本加厉，开始“逃席”。皇帝的早朝次数逐渐稀少。有许多次，文武百官集合在宫门之外等候了很长时间之后，却等来了司礼监太监那不男不女的难听声音：“圣上身体不豫，早朝免！”可是不久之后，后宫就会传出鼓乐和喊杀之声。人们知道，皇帝又开始玩那些骑射作战的游戏了。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