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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第1页）

希腊和罗马是另一条路。他们的政治体制其实有许多种，包括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简单地说，雅典选择的是民主，罗马选择的是共和。雅典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然后被马其顿王国征服。罗马的共和则存在了近五百年，然后是君主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差不多也是五百年。[11]

航线，也是多样的。

但，构成海图的要素，世界各民族却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公共关系、公共事务、公共权力、公共机关和公共规则。规则，有公民的约法、君主的王法，以及中国的礼法。礼法、王法、约法，原则上都应该是成文法。公权力的行使，也要依靠法令和文书。因此，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古埃及的“图画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克里特的“线形文字”，印度河的“印章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字”。这是“文明的界碑”。

那么，选择航线的灯塔是什么？

安全与自由。

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自由的，选择民主制；更看重安全的，选择君主制。因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势，非如此不能保证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国民的自由不被干涉。但这样的政府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古代便难免力不从心。这是大多数古老民族最终都要选择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是啊，要么有自然灾害需要抗拒，要么有外来强敌需要抵御，政府非得强势不可。[12]

问题是，安全可以用技术来解决，自由却只能靠制度来保证。因此，世界各民族又会殊途同归，最终都将走向民主。只不过在此之前，大家都得走过漫长的道路，包括西方，也包括中国。

然而，没有什么航程会是弯路，没有什么探索毫无意义。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为此，我们恐怕得去走走人家的航路，并顺便访问几个港口。

比如雅典，比如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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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参看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

[2]古老文明的创造者都是农业民族。埃及人把自己的国土称为“克麦特”（kmt，意思是有别于沙漠的“黑土地”），古巴比伦的一份文献称“田地是国家的生命”（见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第101页）；而在印度，“田地被小心地测量着”（《梨俱吠陀》）。

[3]关于塔萨代人和芬图人，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4]安特卫普的标牌，见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

[5]逃亡的农奴因城市而自由，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