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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司借钱哪有还的？跑了几个地方，就领了一堆陈年旧茶回来，连带里面还有几窝老鼠，一起进了白糖铺子。

  徐平此时也已大致了解此时的制度，这时的三司就是个怪物，财政、审计、甚至官员的考核无所不包，比他前世的改委权力还要大上很多。三司使被称为计相，与中书、枢密院并称三相，可想而知其权势之盛。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出了这种烂事，说实话，想抗议你都不知道要去找谁，正常渠道根本走不通。

  听郑天林讲完，徐平问张天瑞：“都管，李太尉怎么说？”

  张天瑞期期艾艾，不大想说，见徐平脸色越来越黑，才勉强道：“我说了小官人不要生气，太尉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徐平冷冷地道：“谁没有苦衷？这样大的数目，对我们这种人家几乎就是倾家荡产！我阿爹气得病到在床，出了意外我找谁去？！”

  张天瑞叹了口气：“太尉的意思，暂时咽下这口气，茶和三司开的凭条都留着，等过了风头再去把钱要回来。”

  “什么风头？”

  此时朝政稳定，没听说什么大事，难道李家有什么特殊消息？

  张天瑞道：“小官人不知道，自从前年三司使李仲询相公改革茶法，以贴射代替原来的三说法，好多茶商大贾失去了厚利，纷纷挠挠，要把贴射法废掉。此时孙宗古学士不知为了什么，攻击贴射法尤为卖力。他是当今皇上的席讲经官，身份非他人可比，贴射法已是岌岌可危。我们此时闹起来，就不知会被哪一派当了借口。他们都是位高权重的，我们生意人家，何必得罪？”

  李仲询即是李咨，字仲询，此时任权三司使。孙学士即孙奭，字宗古，任翰林侍讲学士，判国字监。这些人有名有权，没一个是能随便得罪的。尤其是孙奭别看官职不大，但德高望重，名气尤其吓人。他自端拱二年以九经第一人及第，受太宗真宗两朝皇帝看重，皇登位又被选为席讲经，连皇上在他面前都老老实实的，说的话特别有分量。

  徐平虽然不大关心朝政，这些大人物还是听说过的。听张天瑞讲得严重，脸色才有些缓和，对他道：“都管坐下，把这些慢慢说给我听听。”

  茶的专卖所得是朝廷的大宗收入，又是关系民生的日常物资，牵涉到方方面面，几十年间屡屡变更。

  真宗皇帝景德二年，由林特和李溥主持，改良了原来的交引法。具体的内容不须详讲，关键的一条是朝廷行茶引作为一种代用券，换取大商人向京师和沿边运输钱粮。直接导致朝迁在茶上的收入锐减，而民间也受害，其间的利润全部被大商户和交引铺瓜分，难以为继。

  天圣元年，不得已之下再次改革茶法，由权三司使李咨和御史中丞刘筠主持，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和鲁宗道参与，改交引法为贴射法也就是后来说的通商法。核心是茶商直接与茶园交易，官府坐收净利，算是朝廷和民间两得其利。但这样一来，原来在中间上下其手收获厚利的京城大商户和专门贩卖茶引的交引铺就无利可图了，而这些商家大多背后有豪门贵族支撑。自天圣二年起，这些人联合起来，不断攻击法。

  这里面牵涉到的两派不是豪门就是权臣，徐平听了也心中嘀咕。不过孙奭这个经学大师搀和进去却令他不解，这个人专心儒业，立身极正，是不可能有什么利益牵扯的。

  其实不是每一个人的立场都是由利益决定的，这种专心经术的，往往不通具体事务，容易被人欺骗煽动。他们又自诩清高，经常看不起那些真正埋头做事的，一牵扯进具体事务里就容易闹笑话。

  有宋一朝，士大夫内部关于改革与保守打得头破血流，直至最后把整个国家的元气耗尽，仓皇南渡。如果用利益解释他们的立场是说不通的，虽然后人总是把这个问题庸俗化，说两派各自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其实士大夫与皇上同是统治者，他们代表的就是统治阶级，他们党争的核心其实是士大夫身份的矛盾。一方面作为统治者要以国家利益为主，另一方面作为儒家士大夫要坚持儒家的理想和伦理道德，这两者有时候是尖锐对立的。表现在外面，便是贯穿始争的“义利之辨”和“君子小人”之争，以后会欲演欲烈，此时不过刚刚露出端倪而已。作为后人，往往是不能理解他们到底在争什么，对于此时的人来说却是有人会拿命去搏的。

  徐平虽然也不能理解此时那些自诩为君子的保守派，但对争论本身还是有一个大致中立的看法。在前世，国家也曾经历过这样一场事关全局的改革，说起来算是历朝历代最成功的，但也几倾社稷，又怎么能苛求此时的古人。

  但那些国家大事离此时的徐平太遥远，现实是他被坑了一两万贯钱，够多少人富足生活一辈子的，老爹被气得病倒在床，怎么可能让他理解那些大人物就这么算了？大事由大人物去想，他只管现在把钱要回来。

  沉默了一会，徐平对张天瑞道：“都管，我不管你们怎么想，我家里是必须把钱要回来，而且越快越好。我阿爹病在床上，不定会出什么事，一天也耽搁不了。这样，如果李太尉不想办法，我就自己来了！”

  张天瑞一愣，问道：“小官人想怎样做？我先说好，茶法牵扯到朝里多位执政，你报官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