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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第2页）

得这话不过瘾，又补了一句，“那些没有德行学识的家伙，披着朱紫色的朝服，和驴身覆盖麒麟皮，又有什么区别呢。”他的这些言论被当朝者所记恨，也为他后来仕途的不如意埋下伏笔。

（三）

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的身世比起来，杨炯的生活似乎要相对平静得多。就像一株兰花，暗香浮动，孤芳自赏。

杨炯与王勃同龄，也同样聪明，小小的年纪就考上了神童举。后来又考中进士。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年仅十岁的杨炯应弟子举及第，并于第二年进入弘文馆，成为当时声名大噪的神童，风头一时无两。

这样的成就，即便是翻阅有唐一代所有数得上名的诗人，也无人能出杨炯之右。

也许是出常人太多的缘故，偌大的唐帝国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官职来对待这位神童；而对于当时年仅十一岁的杨炯来说，入朝为官也太过遥远。

于是，从唐高宗显庆五年（66o年）起，到上元三年（676年）之间的十六年里，杨炯一直守着“予出身”的身份和待遇，在弘文馆赋闲了十六年。

在弘文馆待制十六年后，杨炯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在京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据《新唐书·百官志》二载：秘书省有“校书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

心怀经国理想的杨炯，年近三十，才获得一个“雠校典籍”的九品小官，对自己仕途上的这种蹇滞不畅，杨炯心里很郁勃不平，期间创作了《浑天赋》，以示自己的情志。

永隆二年（681年），经中书侍郎薛元推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永淳元年（682年），杨炯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掌太子东宫庶务。

为东宫太子服务期间，杨炯曾经呈献过一篇很有影响的《公卿以下冕服议》，也有过诸如《从军行》《战城南》《紫骝马》等慷慨激昂、风骨遒劲的诗歌作品，声名响于当世。

杨炯从秘书省里过了六七年郁沉岁月后，终于从九品末僚一跃而成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还充任声望甚隆的崇文馆学士，开始了仕途上的一大腾跃，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东宫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纠劾官僚及率府之兵。”詹事司直是太子的贴心官员，掌管东宫内务，职务颇为重要。

面对这样一次仕途飞跃，杨炯的内心是兴奋的。期间创作了《庭菊赋》等文以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庭菊赋》有言：“和其光，同其尘，应春光而早植。及夫秋星下照，金气上腾，风萧萧兮瑟瑟，霜刺刺兮棱棱。当此时也。弱其志，强其骨，独岁寒而晚登。”

“伊纤茎之菲薄，荷君子之恩遇。不羡池水之芙蓉，愿比瑶山之桂树。岁如何其岁已秋，丛菊芳兮庭之幽，君子至止，怅容与而淹留。岁如何其岁将逝，丛菊芳兮庭之际，君子至止，聊从容以卒岁。”

《庭菊赋》借高洁芬香之秋菊来颂扬中书令薛元。

杨炯之于薛元，可谓终生怀知遇之恩，此种感戴之情，便是其创作这篇赋的动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杨炯竭力赞扬秋菊之内在品性，借以颂扬薛元高尚的道德人品。

此赋虽然通篇均为赞美之辞，内容托物状人，藻饰可谓典雅华丽，且是应命之作，未突破官场应酬常套。

（四）

唐高宗调露、永隆年间（679—681），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扰甘肃一带，唐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

杨炯有感而，作《从军行》，记载了这个历史。诗中表达了他因未能踏上疆场而心生的遗憾，还有渴慕功业的雄心壮志。笔力雄劲，感情豪放率直，可谓杨炯诗作中的上乘佳作。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诗，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描写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整诗仅仅四十个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渲染了环境气氛，写出了书生投笔从戎，出塞参战的全过程。能把如此丰富的内容，浓缩在有限的篇幅里，可见杨炯的艺术功力。

先，杨炯抓住整个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片断，作了形象概括的描写，至于书生是怎样投笔从戎的，怎样告别父老妻室的，一路上行军的情况怎样，一概略去不写。

然后，杨炯采取跳跃式的结构，从一个典型场景跳到另一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展前进。第三句刚写了辞京，第四句就已经包围了敌人，接着又展示了激烈战斗的场面。这种跳跃十分自然，每一个跨度之间又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使诗歌具有明快的节奏，如山崖上飞流惊湍，给人一种一气直下、一往无前的气势，有力地突现出书生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唐军将士气壮山河的精神面貌。

初唐上官体所代表的宫廷诗风在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龙朔年间（661-663）达到鼎盛。上官体之风气过分关注声律对偶，讲所谓“六对”、“八对”，忽视了诗歌本质。

杨炯性气豪纵，怀才不遇而轻视权贵。他与上官仪为的宫体诗派有着分明的界线，歌咏的是自我遭际与心声，抒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与之歌咏大唐气象大异其趣，形成鲜明对照，他冲破了上官体流风，开拓了新的诗风。

初唐四杰以革除诗坛浮靡之习为己任，以对上官体批判的姿态，从狭窄的宫廷天地引到广大的市井，从狭小的台阁到山川边塞，开拓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清新刚健的诗风。

杨炯也不例外。除了《从军行》，他的《送梓州周司功》呈现出作者在送别友人后夜望西南，担心蜀路艰险，何时才能再相见的场景，感情真挚：“御沟一相送，征马屡盘桓。言笑方无日，离忧独未宽。举杯聊劝酒，破涕暂为欢。别后风清夜，思君蜀路难。”

杨炯还有一组三峡诗，状景抒情也较真实自然，托物明怀，借史抒志，含意比较深刻，亦是挣脱宫体诗束缚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