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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四章 徐渭二（第1页）

第113章徐渭（二）

作为明代泼墨大写意的开山鼻祖，徐渭冲破了前人因袭的种种藩篱，彻底抛弃传统工笔技法的约束，以一种狂飙突进的姿态将花鸟画的抽象境界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此一代画风深刻影响了八大、石涛、板桥，余波远至齐白石、潘天寿和李苦禅。

他总是驾驭着一股苍茫的豪气在纸上纵横驱驰。勾与点在挑拨中落地生根，泼和皴在戏谑间相生相隐，黑和白的角力被导演得如此收放自如，张与驰的格局被调教得那么乖巧熨帖。看徐渭的画，不是看四百年前纸上的一垛墨，而是看被围困了四百年的一只蟹，苦思了四百年的一步棋，孤鸣了四百年的一枚老蝉。

每一滴墨都有它的归宿，每一片留白都泼得恰到好处，一切都在呼吸，一切都挥到了极致。

每次看他的画，即使想象已经做好了准备，仍不免要被其朴拙的笔势所震撼。徐渭作画，终其一生都在躲避多余的排场、刻意的精致，不事雕琢、不讲圆润、不要伪装，因而具有一种原始的蛮性之美。他不屑于建立宏大的背景，他的背景就是寂寥的空旷，只是顺手拗了一把草、一捆竹、一面蕉叶扔进这空旷里，任他们随意生长。这些草木在泥地里撕扭，在顽石间倒伏，它们破断、枯燥、披头散、无依无傍，不想叫人欣赏，然而这杂乱中又蕴含了无穷的生机，仿佛往纸上随便泼一瓢水，一切又能重新茂盛起来，开枝散叶，让人玩味、欲罢不能。

黄宾虹曾经说过，“西画以能品为极点，国画以能品为起点。”此言不虚。西方绘画孜孜以求的是技法上的精致和形象上的逼真，然而对于中国传统的文人画来说，这可能只是艺术境界上的起步阶段，后面的路还很长。真正要做到“大巧若拙、返璞归真”这八个字，对于画家在技法、思想、阅历，乃至寿命上的要求皆不寻常。

这使朱橚联想到，金庸先生笔下的少林寺作为中华武学的正宗，极其讲究循序渐进，小和尚从长拳练起，几年一个台阶，历经罗汉拳、韦陀掌、金刚掌，要花上四五十年方可一窥易筋经的门径。有太多的武学奇才，都因为年老力衰而无法登顶。

那徐渭呢？据说他五十岁才开始学画。他又是何时登顶的？

朱橚也说不上来，也许他就是那个顶峰。

当然，徐渭的天才不仅仅体现在绘画这一个方面。他在中年以后曾经给自己的几项艺术创作搞了一个排名，尝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原来在他心中，后人极为激赏的绘画造诣竟排在最后一位。这有点不可思议，然而仔细想想又是情理之中的事。

徐渭自小便通览坟册，烂于经典，在诗文上用功。应该说，他在这两方面的水平很高，自己也很看重。可惜他作为一个连正式功名也没有的秀才，笔底的明珠又会有多少人寻访呢？如果不是后来袁宏道在陶望龄的藏书架上偶然撞见那本被煤烟熏黑了的《阙编》，徐的诗文就算从此埋没也一点不令人感到意外。

真正让朱橚感到意外的是，那部《四声猿》竟然未能引起他本人的重视。也许不是不重视，而是在功名藉藉的困境中，市井末技总是让人羞于提及。

然而就是这部“市井末技”，成为了汇集南北戏思想语言的大成之作，在万历以前的明代戏坛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四声猿》实际上并非一部剧，而是四本折戏的集，得名于《水经注》里的《三峡》。《三峡》一文，朱橚曾在中学的语文课本里见过它，这篇仅有一百五十三个字的文章堪称古代写景状物教科书式的典范，虽未提及一朝一人的历史，却让人感受到千古的狭远、万世的空旷，尤其是文末收手的点睛之笔，“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意境尤为高古。

明代中前叶的戏曲创作，有三种很不好的倾向。一是折本冗长拖沓，二是对华美词藻的腻爱，二是将专制伦理宗教化、神圣化。倒霉的是，竟有文人打通了三者的关节，炮制出一批登峰造极的作品。

最有名的，比如丘濬的《五伦全备忠孝记》。丘濬这个人其实不差劲，虽是理学名宿，但他博极群书，为人并不迂腐，倡导经世致用、注重变通。他在很有限制的时代背景下朦胧地观察到了劳动和商品价值的关系，可以说是明代最有成就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务实敏锐的人，也喜欢将大把的业余时间浪费在摹写味同嚼蜡的节烈故事上面。后来日本着名的戏曲学者青木正儿就曾点名批评，“五伦为道学臭味之作，一望标题即可知之”。再比如，李开先的《宝剑记》，竟能把林冲雪夜上梁山这样悲愤无奈的故事写出一股特别忠君爱国的味道，实在是前无古人。这些作品或许也曾有过身份和身价，然而从文学性的角度看，终为评论家所不耻。

孝子节妇也好，忠臣烈将也罢，可以这么说，在我们的民族故事里，已经有了太多的造神文化。男男女女，形形色色。造神的目的并不在于纪念，而是用神。有用神者，必有人贿神。而靠神吃饭的人，是不会愿意去扒开那个模子，问一问底细的。越是不开化的时代，越是这样。

于是，第一个“开化”的人，总要有些特别的本事。

在反对拟古、堆砌和说教这三方面，《四声猿》显然走在所有人的前面，倡一代风气之先。徐渭的创作不是宽泛意义上的大批判，而是极具针对性的。

这四部剧，《雌木兰》和《女状元》两折以古代艺术史上经典的易装传奇为蓝本，表现了女性在社会层面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才情和魅力。然而，与口号式的赞美不同，徐渭的笔法另有别意。在他的故事里，即便木兰凯旋、崇嘏高中，依旧无法改变她们女子身份被现以后的宿命，再大的功绩、再多的赏识都要屈服于名教规矩、阁中方圆，于是只好复红妆、嫁郎君、相夫教子，再活一遍别人的生活，来完成一个女子旧有的使命。

这迫使人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人非要让花木兰、黄崇嘏这样杰出的女性重新回归到一个家庭妇女的位置上来？答案只能是，那些家里的男性。这些女子所建立的功绩和名望已经远远过他们所能驾驭的范围了，他们的手中除了祖宗留下的一点伦理纲常，完全束手无策。于是大家就心照不宣，照章办事，企图让一切都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徐渭用了一些很符合士大夫口味的“圆满结局”来讽刺当时普遍平庸的男性社会。

《玉禅师》一折则更见一番机杼。它的情节原本很简单，就是讲玉通禅师因见隙于临安府尹柳宣教而被后者设计破戒，玉通遂转世投生为柳家少女，堕落成妓女以为报复，直到师兄月明将其点化，修成正果。

这戏文的精彩要紧之处并不在于官场与佛门的争斗，也不在于玉通最终重获金身，而是每个人的身份和心态。

玉通和月明原本都是西天古佛，南游临安二十年，修持仍未得证果。他对自己的境况有个说法，

“俺想起俺家法门中，这个修持？象什么？好像如今宰官们的阶级，从八九品巴到一二，不知有几多样的贤否升沉。又象俺们宝塔上的阶梯，从一二层扒将八九，不知有几多般的跌磕蹭蹬。”

这番抱怨很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佛门原本应当是无欲无求、普度众生的清净之所，然而在这样一位得道高僧的口中却和官场一样变成了一个讲阶级、论资格的地方，无非是世人中意一顶乌纱帽，他要爬的是玲珑宝塔。这也就难怪府尹大人到任，三教相迎、具名受点，只有他不要去。个中缘由恐怕并非他所说的那样，为求个“清闲自在”，而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能帮他求得证果的人和事，他是没有心思迎来送往的。

可恰恰就是这样一件小事，竟开罪于府尹大人。柳宣教新官上任，原不说日理万机，也是门庭若市。他却在百忙之中神奇地记得那个没来参拜的玉通和尚，不但怀恨在心，而且想出个毒计来要加害于他，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气。这样的人品和格局，堪称官场中一等一的败类，如今主政一方，对百姓苍生简直就是灾难性的伏笔。

再说柳宣教派去设计玉通的营妓红莲。她也满腹委屈，“我想起来，玉通是个好长老，我怎么好干这样犯菩萨的事？咳，官法如炉，也只得依着他做了。”

真的是这样么？且看她得手之后嘲笑玉通的泼辞，“师父？你由我叫，则不理我，也没法儿，谁着你真个与我行方便…你不要忒不知福。”如果说作为营妓惧怕官法如炉尚可同情，那么做了坏事反而得意忘形的作态则未必不能说明她主观上享有做工具的愉悦。

如果说酿成这起悲剧的推手还有一个人的话，那就是玉通和尚自己。

在玉通中计失身之后，他一边大叫落入了畜生的圈套，一边懊悔，“我在竹林坐了二十年。虽是活在世，似死了不曾然。这等样牢坚，这等样牢坚，被一个小蝼蚁穿了黄河堑。”可见这样的修行原本一点也不享受，对于一个执着于要爬到塔尖的人来说反倒更像是一种煎熬。

即便是中了别人的圈套之后，玉通是否检视过自己的秉持呢？

朱橚看是没有。

他自己说，当年阿难尊者险些也被西天摩登伽女用一个淫咒摄了去，亏了那世尊如来，才救得他回。“那阿难是个菩萨，尚且如此，何况于我？”言下之意，阿难尊者位列三宝，法力高强，都难免要为女色所害？他一没有那么高的法力，二没有世尊如来救他。如果有人存心要陷害他，如何躲得开？

这恐怕就不仅仅是个借口那么简单了。

只能这么说，过去的二十年，他每天都生活在保护自己修行成果的恐惧中，生怕遭别人夺了去。俗话讲，越是怕什么越来什么。一个人的恐惧到达了极点，便会产生愤怒。他不但丢了一副小心翼翼守护的“金身”，更丢了哪怕作为一个普通佛教徒基本的反省和理智。于是，才有了自杀投胎报复的怨念。如果后来不是月明和尚出手点化，帮他修成“正果”，他和柳宣教之间的大仇恐怕是要冤冤相报了。

一个睚眦必报的酷吏，一个安为爪牙的恶妓，一个走火入魔的和尚，一场狗咬狗的闹剧。徐渭的思想高度在于，他并不是要审判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而是用一种高度浓缩的人性冲突来反证病态的社会肌理。他们先是人，然后才是官人、女人和僧人，而他们的傲慢、曲顺、欲望和反抗都是人性中无法压抑和回避的固有成分。一个表面上把道德和伦常捧上天的社会，私底下却任由人性的恶通行无阻、四处横流，真让人看不懂。

徐渭不但看懂了，而且看透了。因此，他方能用极为俭省的笔墨刻画出这般复杂的世态和人性。

最后要说的是《狂鼓史》。

《狂鼓史》其实就是祢衡击鼓骂曹的再演，无非是场景从人间宴会到了阴曹地府，骂与被骂的双方从人变成了鬼魂。

同前面三剧，尤其和是《玉禅师》比起来，《狂鼓史》的艺术成就未必一定拔得头筹。

但是它最重要。它的重要性在故事以外。

众所周知，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一大枭雄，这是往好听了说。不好听的，就是奸臣。有人说徐渭写《狂鼓史》就是自况祢衡，意在影射当朝的奸臣。

话是没错。问题是，谁是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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