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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翱对朝廷的这一举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大唐中兴的先兆。但他认为，

  &1dquo;定祸乱者，武功也；复制度、兴太平者，文德也。”（《唐书》卷177《李翱传》）。

  他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提出&1dquo;修文德”的六点意见：用忠正、屏佞邪、改税法、

  绝进献、厚边兵、通雍弊。他认为&1dquo;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兴。”他劝宪

  宗说：&1dquo;如不惑近习容悦之司，选用骨鲠正直之臣，与之修复故事而行之，以兴太

  平，可不劳而功成也”。如果不以这六条根本为意，那么大唐中兴就难以成功。李

  翱向宪宗提出自己的担忧：&1dquo;若一日不以为事，臣恐大功之后易生逸乐，而君臣进

  言者必曰天下既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为宴乐矣，若如此，则高祖、太宗之制

  度不可以复矣。制度不复，则太平未可以遽至矣。”他满怀信心地说，如果能将他

  所提出的这六条完全做到，并保持五年不变，那么五年以后，&1dquo;臣必知百姓乐康，

  蕃虏入侍，天垂景星，地涌醴泉，凤凰鸣于山林，麒麟游于苑囿”[注]，这是和气

  感应的结果。在这里，他援据先儒的天人感应说，为自己的主张张目。李翱比较重

  要的政治主张有这样几点：

  1．用忠正之士，屏奸佞之人。

  李翱认为，国家兴亡的关键，在于君王是否能够信任大臣，大臣是否能以忠正

  辅佐君王。忠正是&1dquo;百行之宗”。针对有人感慨忠邪难辨，他认为辨忠邪是有办法

  的，&1dquo;能尽言忧国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但忠正之土往往被指责为朋党。

  他指出，&1dquo;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党类。邪臣嫉而谗之，必且以为相朋党矣。”李

  翱总结历史上的经验，说忠正之士，都是以道德仁义相往来，&1dquo;邪人嫉而谗之，且

  以为朋党，用以惑时主之听，从古以来皆有之矣。”如两汉的萧望之、周堪、刘向

  是忠正之士，却被邪臣所胜，汉元帝不能辨别忠邪，任用邪臣，造成汉朝中衰。所

  以，能讲逆耳之言的，往往是忠臣，君王要能加以分辨，&1dquo;用忠正而不疑，则功德

  成”[注]。

  李翱认为用忠正就必须屏奸佞，二者是统一的，对忠正之士虽加以任用，如果

  &1dquo;杂以邪佞”，则太平必不能成。孔子说&1dquo;远佞人”，李翱解释说：言不可以共为

  国也。”李翱认为奸佞之人也并不难于分辨：&1dquo;不知大体，不怀远虑，务于利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