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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学者刘囗《春秋》对策，许多观点与他们的精神一致。陈商、6龟蒙等都信仰

  6氏学说。因此，啖助等人的《春秋》学出现，带动了整个经学的蜕变，是《春秋》

  学史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这次蜕变，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面向现实的能力。

  从文化意义上说，啖助等人的《春秋》学研究，是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儒学复兴运

  动的前奏，并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

  啖助等人的经学革，对后代特别是宋代《春秋》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

  种影响，反映在以下几个转变上。

  第一，从章句训诂向义理的转变。啖助以前的《春秋》学研究多拘泥于对字句

  的阐释，较少对义理的探讨。事实上，《春秋》作为儒学&1dquo;五经”之一，研究者必

  须对其中隐含的义理作出自己的阐释。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政

  治提供理论依据。而政治形势又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意识形态中的观念也要不断

  变化，否则会成为僵死的教条，难以占领人们的精神领域。经学义理化，有助于建

  立起一个不断适应形势变化的意识形态体系。因为总体来说，谈义理比讲训诂具有

  更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使经学更有实用价值。

  第二，从《春秋》三传分立走向三传统一，变专门之学为通学。自汉代以来，

  《春秋》分为三派，左氏偏重于补充史实，公羊氏则着重对&1dquo;微言大义”的阐，

  谷梁氏介于二者之间，三派互不相容，壁垒森严，互相排斥，互相攻击。即使一传

  之下，也有若干家，如一个《公羊传》，就有胡毋氏、董氏、严氏、颜氏等不同的

  派别，使《春秋》学成为聚讼之学，读书人莫知谁是。啖助等人研究《春秋》，不

  再死守传注，而依自己的理解直接去解释经文，即&1dquo;舍传求经”。但他们并不完全

  弃传注于不顾。对于三传，史实取左氏最多，义理则不论左、公、谷，合则留，不

  合则别出胸臆，另作解释，以期融为一家之学。啖助、赵匡、6淳这种&1dquo;会通三传”

  的《春秋》学出现以后，三传分立的时代就基本结束了。

  自啖、赵、6开创《春秋》学派之后，继起者大有其人。卢仝著《春秋摘微》，

  韩愈赠诗说&1dquo;《春秋》三传束高，独抱遗经究始终”，可知台传注经更为彻底。

  冯伉有《三传异同》，刘轲有《三传指要》，韦表微有《春秋三传总例》，陈岳有

  《春秋折衷论》。这类书意在调和三传，对它们进行裁决，目的是&1dquo;幸是非殆乎息

  矣”[注]。由此可见，会通三传或舍弃三传，是中唐以来《春秋》经学的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