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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明、清代学者一般认为，梅氏所献多出的25篇，是梅氏伪造（也有人说是王肃伪造），58篇传注亦是梅氏所撰。不过清人还承认，伪《书》文字多系缀拾古书所引佚《书》的零篇断简而成，还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只要知其来源，校以原文，仍可引据。清人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和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覆伪《古文尚书》根抵甚详，是清代辩伪的代表作。不过，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篇》引十八家《晋书》，列举了古文《尚书》自西晋郑冲、苏愉、梁柳、臧曹，到梅赜（即梅颐）的传授世次，还指出皇甫谧从&1dquo;姑子外弟梁柳边（处）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前儒错误地否定了古文《尚书》这一传授记载，已经陈梦家、蒋善国、李学勤等先生考定证实。根据《帝王世纪》辑本，皇甫谧当时已引及《五子（之）歌》、《伊训》、《汤诰》、《仲扈之诰》、《君牙》、《伯囗》（即《囗命》）。还征引孔安国传两处。此外，仲长统还引述过《周官》，应劭引《泰誓》，徐干引《蔡仲之命》，郑玄引《伊训》、《周官》，郭噗亦引孔传等等。前贤已多有指出。可见58篇古文《尚书》，在梅颐之前（甚至早在东汉中后期）即已流行，广为学人征引，师传有自。还有学者研究指出，清儒指责是伪书的古文《尚书》孔传，与王肃《书》学不合，古文《尚书》及孔传也不可能是王肃所撰。因此，尽管古文《尚书》问题已历经宋明清以及近代学人研究，定为伪书，但是面对这样多难已解释的现象，仍有学者主张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甚至是一个需要重思考的问题。

  礼礼是政治伦理、行为规范的总称。从历史的角度看，礼起于俗。二者的区别在于：俗本于自然，礼出于制作；俗是礼建立的基础，礼是经典化了的俗。儒家对礼的起源补充了许多哲学的论证，一则以为&1dquo;礼本于太一”（《礼记·礼运》）。在阴阳未剖，天地未形之时，礼的根据即已具备。天地既分，礼就形成了，如自然界的天尊地卑，动物界的长幼之序，即是礼的最初形式。一则曰：礼本于性情。此说以荀子为代表，认为人生性恶，性恶必有争，有争必生乱，故圣人制礼，节之以度，文之以礼，以绝乱源。儒家还说，早期的礼十分繁杂，有&1dquo;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这当是包括礼与俗而言。今流传下来的所谓&1dquo;礼”有三种，即《仪礼》、《周礼》、《礼记》。《仪礼》又称&1dquo;士礼”，是关于士人婚丧嫁娶、祭祀社交的礼仪规定。《礼记》则是关于《仪礼》意义的文字说明。《周礼》原名&1dquo;周官”，是先秦所传周人设官分职的记录，西汉末年刘歆表彰之，视为周公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题称&1dquo;《周礼》”。礼经三书，各有专主，《仪礼》主仪节，《周礼》主制度，《礼记》主义理，相需而行，是有关先秦时期政治、伦理、社会制度礼仪的具体规定和理论阐述。

  易又称《易经》、《周易》。关于易的内容，前人每曰：&1dquo;易本卜篮之书”，庄子则曰：&1dquo;易以道阴阳”。前说得易之&1dquo;用”，后说得易之&1dquo;体”。在易学的早期历史上，《易经》正是以阴阳为内容来占筮吉凶的书籍。《易大传》说：&1dquo;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正好揭示了《易经》作者的宇宙生成观和《易经》创作的哲这基础。两仪即阴阳，天地为其代表；四象即少阴少阳、太阴太阳，四时为其代表。在作《易》者看来，天地万物、宇宙洪荒，无不根基于&1dquo;太极”，肇始于阴阳。自太极而剖分为阴阳，由阴阳形成天地；又自阴阳而演化为四象，流为四时。自天地运行、阴阳合气、四时化生，然后万事万物得以化成。为了表现这一宇宙生成图式，《易》作者用&1dquo;一”代表阳，用&1dquo;一一”代表阴；两画相重以为四象，三画重之以为八卦；八卦相配（相摩相荡）即为六十四封，代表万物。既然天地万物皆是阴阳运行摩荡的产物，那么阴阳的流行、消长，自然也会影响事物的穷通利钝。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便运用卦象变化、交位升降的原理，来判断吉凶、预知祸福。其原理不能说毫无根据，但是何以能将实在的事物与抽象的卦形、交象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抽象的符号之变何以能预示事实之变？却无人作出满意的、可信的解释。因此用《易》来卜筮，表面上看起来有理有据，但是一旦与实践相验证，则多归于荒唐。《易经》结构，分经分传，由乾、坤至既济、未济共六十四卦，其卦画、卦辞、爻辞即经。其附于卦下的《彖辞》、《象辞》和乾、坤之《文言》，及《序卦》、《系辞》、《说卦》、《杂卦》为解经之传，其中象分上下，象有大小，系辞二篇，共十篇，号称&1dquo;十翼”。关于《易》的作者，自古以来纠葛最多，传统看法是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1dquo;十翼”。其说虽然不必坚确不易，但就各篇成书时代论之，则大致不差。

  春秋孟子曰：&1dquo;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王道大行，有诗可以观、可以讽；王道板荡，风雅扫地，上篡下替，名份荡然，于是孔子起而作《春秋》。《春秋》正是孔子为了重整社会秩序、重订等级名份而创作的一部政治教科书。《春秋》原系鲁史，孔子据之，上断自鲁隐公元年，下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相当于鲁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孔子之所以选择这段历史来垂教，是由于这段时期形势最乱，欲通过褒讥贬绝于乱世之间，让人们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明乎是非去取。孟子曾述孔子作《春秋》之意曰：&1dquo;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也。”孔子所修《春秋》，就其历史事实看，与晋《乘》、楚《祷机》没有两样，但若问其中的&1dquo;义”，则是孔子的独家创造，与二史有本质不同。所谓&1dquo;义”，即精神实质，经学上称之为&1dquo;微言大义”。孔子的《春秋》与一般史书不同，她是一部孔氏思想史，是一部政治教科书。孔子修《春秋》，以&1dquo;仁义”为指导，以周礼为准绳，对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取其可奉为榜样或可吸取教训者，则，削则削，严格去取，一丝不苟。行文措辞，或褒或贬，或讥或刺，用语十分微妙，这就是&1dquo;一字褒贬”。故董仲舒曰：&1dquo;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仁义）而已矣。”司马迁曰：&1dquo;《春秋》，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